澀澤榮一（Shibusawa Eiichi）出生於1840年（江戶末期）的日本琦玉縣，是個道道地地的農家子弟。少年時代的他一邊「不走尋常路」跟著家裡學販賣蓼藍，一邊也見證了日本從「鎖國」到1853年的「開國」過程。隨著許多外國人來到了日本列島，社會也在發生著劇烈的變化，農家出身的澀澤身份比不上武士階層，新思想的湧入讓他積極地參與到了倒幕的活動。澀澤在當時，可謂是個「進步新青年」了。

和很多人對那個時代崇尚西洋文化的印像有所不同，澀澤小小年紀就開始學習中國傳統典籍。據說，澀澤5歲時開始跟著父親讀漢文典籍、7歲開始讀《論語》，雖說生於農家，但是這從小累積的文化知識基礎可謂深厚。

機緣巧合，倒幕的活動沒能繼續下去，但在澀澤成為德川幕府的最後一位將軍德川慶喜的幕僚後，他的人生有了新的發展方向。1867年巴黎世博會期間，將軍胞弟德川昭武率眾代表日本前往巴黎參加，而隨行人群中就有澀澤榮一。在那個信息不夠發達的年代，澀澤能有這樣去巴黎的機會實屬不易。他也沒有辜負這樣的機遇，在巴黎看過了世博會後，還跟隨昭武去了歐洲的其它國家。不僅看到了更加發達和先進的西方社會，還在沿途中跟著翻譯苦學外語。在這歷時約一年的歐洲訪問之旅中，澀澤榮一受到了很大震撼，也增長了見識，他意識到日本和西方社會的差距非常之大，而封建性質的幕府制度不重視工商，日本商人地位輕賤，這樣的社會現狀已經成為了時代潮流的阻礙。

既會經商，又會外語，還出國考察有見識的澀澤榮一之後的人生可說是上了人生的軌道。33歲的他成為了主管國家預算的「大藏少輔」後，並不依戀高官權位，在1873年選擇棄官從商。辭職後的澀澤主導並創立了第一國立銀行（即現在的瑞穗銀行，Mizuho銀行）。隨後，銀行業在日本開始生根發芽茁壯成長，澀澤親自參與組建設立的銀行就數不勝數。此外，他還大力推進了日本的日本造紙印刷業、保險業、煉鋼業、皮革業等等諸多行業的近代化進程。由此可知，澀澤被稱作「日本資本主義之父」一點都不誇張。

來過日本的朋友想必沒有人不知道瑞穗銀行，當你了解到它是由澀澤榮一帶頭創立的日本第一家銀行，那麼日本紙幣不印這位人物，又應該印誰呢？

五千日圓紙幣上的新人物是津田梅子（Tsuda Umeko），或許很多人並未聽過這個名字，但是她卻為日本的女性教育，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津田生於1864年，是幕府幕臣津田仙的二女兒。她的出生地是現在東京都的新宿區南町，也就是說，津田是真正的生在大城市的官宦人家，算是個千金小姐。不過這樣的生活並沒有很長久，幕府倒台後，她的父親也失去了原有的官職，開始栽培起了西洋蔬菜，而津田梅子就在這樣的環境裡成長。

也許很多人會以為，津田的人生會在東京這座大都市裡慢慢生根發芽，然而和當時的絕大多數孩童的生活完全不同，未滿8歲的津田梅子，在父親的安排下，跟隨明治政府北海道開拓使選派的留學生隨團前往美國，成了一名小小留學生。人生自此180度轉變，開啟了美國成長歷程。

8歲，也許是很多人剛剛讀了一兩年小學的年級，但是津田已經住進了美國一對夫妻的家中。從英語、鋼琴開始學起，隨後梅子慢慢也了解到了基督教並成為信徒。就這樣，日子一天天過去，梅子在拉丁語、法語、英語文學、自然科學、心理學、藝術都有涉獵。在日本發出歸國令後，甚至還申請了延期1年，於1882年才回到了日本。

很難想像，不到20歲的津田梅子，已經有約11年的海外留學經歷了。而她在回國後，並沒有能立刻找到留學女子可以發光發熱的領域，畢竟當時的日本社會還處於封建思想濃厚的時代。當時的她發現日本和西方之間對待女性的態度有很大的落差，那種男尊女卑的思想所形成的社會氛圍，不是一朝一夕即可發生變化的。在成為一名英語老師後，講課的過程中她還發現，日本當時對於女子的教育目標是成為一個賢妻良母，這讓她無法認同。

很多人也許會不知所措，但是津田梅子選擇了再次赴美。1889年，她得到了免費留學的機會，再次離開了日本。這次她學了3年生物學，並開始關注日本女子教育。隨後，她又申請了延期一年，設立了女子留學獎學金，到處募集錢款，為日本的女性提供更多接受出國教育的可能。1892年再次回國時，津田梅子又做回了講師，她一邊教書一邊積極地以各種形式援助身邊的求學女子，尤其是，創設「女子英學塾」（現在的津田塾大學）一事上，因為她在學校行事作風並非主流，遭到了當時社會上的很大阻力。但是津田梅子意志堅定，通過和志同道合者一起不懈努力，讓學校得以維繼。不過這樣的努力付出，都是有代價的，長期操勞讓她的身體狀況非常不好，66歲就去世了。

以現代人的視角來看，也許無法想像那個年代幾乎沒有社會地位的女性，是如何通過留學衝破思想禁錮並努力為更多的女性謀得受教育的權力的，但津田梅子的努力，在當今有了結果，的確值得登上紙幣的正面。

北里柴三郎（Kitasato Shibasaburō）生於1853年的熊本縣，由於他的父親是個地方小官，據說從小家裡對他的教育就非常嚴格。8歲起北里就開始學起了四書五經，16歲時北里進入了熊本醫學系校，開啟了學醫的生涯，23歲時他考上了東京醫學院，也就是現在東京大學的醫學部。

看到這裡，或許有人會認為這彷彿是拿到了一個精英的人生劇本。有趣的是，北里因為在東大時期的「口無遮攔」，經常隨口說出教授的論文內容，結果多次被學校留級，原本的學霸也因此淪為學渣。但是他對醫學是認真的，31歲北里以第八名的成績從東大畢業，隨後就職於日本內務省衛生局。

工作場上的上司，是北里東大的學長。這位名叫緒方正規的學長兼上司給北里一條全新的發展道路：去留學！和前面兩位名人的經歷不同，北里去的是德國，學的是細菌學。自此，他在感染病領域專心研究，在留學期間，他成功的培養出導致破傷風的芽孢桿菌，並和德國同事埃米爾・馮・貝林（Emil von Behring）共同研究，認為通過注射含有抗黴素的血清可以實現對破傷風的免疫。這可是一個轟動醫學界級別的研究成果，自此醫學研究分支也多出了一個「血清學」來。

作為學者，研究到了這一步可謂巔峰；然而從巔峰載譽歸來的北里，回到日本國內一度非常窘迫。當年在東大做學生時候和大學結下的梁子，沒想到在功成名就時依然存在。北里與母校東大醫學部關係似乎更差了，鑑於東大在學術圈的地位，這樣的差關係甚至讓日本學術界無人理會北里，據說到了孤立無援的程度。

而紙幣人物之間的夢幻聯動，來的猝不及防。目睹了這一切的福澤諭吉（現在1萬日元紙幣的登場人物）站出來，幫助了困境中的北里柴三郎。1892年，在福澤諭吉的努力斡旋下，在東京的芝公園設立了「私立傳染病研究所」，北里柴三郎終於可以大展拳腳，繼續自己在細菌學上的研究。

然而不僅僅是東大的不支持，這個研究所還遭到了不明真相群眾們的不理解和圍攻。以東大首位校長渡邊弘基為首的人，居然聚集起周圍普通民眾，一起來反對北里的研究所。大家對於細菌、傳染病的恐懼，緊密地和研究所聯繫起來。然而此事出來振臂高呼的仍然是福澤諭吉，他說「研究所是安全的，我的二兒子就住在附近，大家不要擔心。」

這兩位大人物之間的故事，在福澤去世後還有後續。福澤死後的1917年，福澤創設的慶應義塾大學也開設了醫學部，為了報恩，北里柴三郎義不容辭地就任了慶應義塾大學醫學院的首位院長，並為此盡心盡力。

紙幣人物的生平趣事就介紹到這裡。這一次日本的紙幣人物，選取的都是日本明治時期（1868ー1912），為了日本近代化做出突出貢獻的人士。他們走出了日本，見識了大千世界，學習了更先進的知識，並用來改造並影響自己的國家，而那些貢獻對於今日來說，都是值得稱頌的。看完2024年即將成為日幣紙鈔正面的封面人物後，接了讓我們來了解日本紙幣背面的秘密吧！